40年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谢彦君、马波教授的学术贡献
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收获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也向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征程致敬。谢彦军教授和马波教授被许多学者视为当前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们用长镜头回望一个时代，也展望一个时代。
周亦水：总体来说，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已经经历了40年的历程。您如何评价过去几十年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成果？您认为代表性学者大致可以分为几代？
谢彦军：旅游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它是指导旅游实践的战略基础，因此历来受到旅游学术界的重视。但我国的旅游研究有其独特的历史特点，即始于改革开放时期，与旅游教育、旅游产业同时产生。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始终与旅游实践保持着一种来回相互评判的关系，不能始终走在实践的前沿，始终在实践中发挥引领作用。
不过，从理论贡献来看，这40年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还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些成果中，以沈保甲等人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表现出了深切关注旅游实践的理论建设态度。此后，一批20世纪50、60年代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理论建设的规范化和整合。进入21世纪后，我国旅游研究领域的理论努力更加明显，但也呈现出更加碎片化的趋势。
马波：自1980年旅游本科教育正式启动以来，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开始显现。按照一般逻辑，没有旅游基础理论的支撑，高等旅游教育就名不副实。正因为如此，主动探索旅游基础理论的学者几乎都是旅游院校的专业教师。这种努力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持续至今。
我认为，已故的北京大学陈传康教授和南开大学沈保嘉教授是早期的先驱者。谢彦军教授是长期从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代表性学者。张凌云教授对平常环境与非平常环境的研究、曹识图教授对旅游哲学的探索等都为旅游基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客观地讲，40年来，不少学者在各自领域不同程度地触及了旅游基础理论问题，并都绽放出理论火花，其中包括一批来自“T”时代的年轻学者。
周亦水：回顾过去40年，现阶段您认为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不足是什么？
谢彦军：评价一个领域的理论发展和价值，不能总是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核心是理论的应用。纵观我国40年的旅游理论研究，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从概念和态度上认识理论作为知识形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局限性。不要犯科学哲学层面的常识性错误，不要在不了解理论的情况下否定理论。
其次，在学术研究因各种功利诱因而变得越来越碎片化的今天，学术研究的理论化和理论的集成化、系统化、范式化是未来旅游基础理论建设的主要目标。只有成为范式的理论才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否则，无论有多少理论碎片，也很容易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
第三，理论范式的形成和传承是在学术争论中完成的。我国旅游理论界长期以来缺乏理论争论的氛围，甚至被实践和应用所淹没。这种局面需要打破。
马波：如果我们把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看成是一种创新扩散活动，用美国学者罗杰斯提出的“S”形曲线来分析，我个人认为我们还处于“前”阶段。关闭”阶段位于曲线底部。毕竟，基于纯粹想法的创新可观察性较低，往往会产生分歧而不是趋同，并且被采用的速度较慢。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旅游基础理论发展的营养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相关传统学科理论的借鉴，二是西方理论体系的引进和吸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旅游产业政策日趋积极，旅游实践活动如火如荼，产业转型升级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焕发出勃勃生机，另一方面，产、政、学、研界对旅游基础理论的高度关注。出现了紧急需求。由此，旅游基础理论的缺乏就凸显出来。
顾名思义，旅游基础理论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和抽象性三个特点。首先，它着眼于“什么是旅游”的原始知识问题，而不是“如何做旅游”在特定时空的分支应用问题。其次，旅游基础理论必须是一个特殊的、自洽的体系，而不是零散观点的简单展现。它涵盖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必须符合库恩“科学范式”的标准。第三，旅游基础理论是严谨思辨和高度抽象的产物。案例研究不会自动产生理论。谢彦军教授经常强调“惊人的跳跃”。这就是原因。
鉴于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极具挑战性，需要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和积累，对40年历史的回顾和评价会褒贬不一。可喜的是，国内学者在旅游基础理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贡献。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涉及旅游基础理论的学者数量不断扩大。令人担忧的是，与高等教育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相比，旅游基础理论的发展速度缓慢，其传播，包括知识界内部的传播和旅游实践体系的外部传播，还远远较低。比预期的。
对于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发展不足的原因，我个人主要有三点看法：
首先，“问题”的根源还不够深。在引进西方理论时，存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缺陷。在传统学科理论的引进中，存在着人们的盲目性和“不分淮南、淮北”的粗糙性。在实践中，观察和反思是粗心的、肤浅的、注重过程的、忽视机制的。
二是“方法”收集上的选择偏差，与思想研究的稀缺性相悖。定量方法流行，数学工具流行，八股形式泛滥，这显然已经干扰了基础理论的发展。
三是“传播”薄弱。由于过分强调旅游的应用特性，过分追求旅游研究的实际关联性，谢彦军教授团队的旅游体验系列研究成果等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传播缓慢，其价值也被忽视。被严重低估了。被低估了，甚至学术界内部的激励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周一水：基础理论研究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需要坐板凳的领域。旅游基础研究怎么样？也有声音认为，学习旅游基础理论的人才缺口突出。对于这种现象你怎么看？我想知道诉求是什么？
马波：研究旅游基础理论，必须耐得住寂寞，坐上板凳。这是对商业化普遍、学术界日益务实的时代潮流的反应。因此，很多人担心旅游基础理论研究会出现人才缺口。
和大家一样，我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但想了一会儿，我觉得这种担心可能是多余的，故障现象也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首先，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动向旅游基础理论靠拢。例如，近年来研究旅游体验的学者数量和成果显着增加。
第二，我认为从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队伍虽然必须有一定规模，但结构素质更重要。
第三，我认为旅游基础理论的外部需求一直在快速增长。其中，旅游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确立、高等旅游教育内涵式增长的不可逆转趋势，迫切需要旅游基础理论的发展和支撑。
如果要诉诸什么的话，我想对那些学术背后捅刀子的人说三句老话：知行合一、知识的积累和知识的实际运用。
谢彦军：对于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坐冷板凳的说法，我认为有一个理解上的问题。如果理解不好，也可能会产生误导。
这里，有几点需要澄清：第一，即使是自然科学研究，也不能“坐冷板凳”，更何况是社会科学研究。
其次，研究工作从类型上有多种分类。与理论研究相对，还有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毫无疑问，做应用研究、战略研究的人必须先学理论才能有知识，而做理论研究的人必须先关注事实才能创新理论。这两类人，谁都离不开理论，谁都离不开事实，这两类人都应该坐在板凳上。
传统的坐在板凳上的想法只是学者的观点，与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关系不大。但现在应该强调的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点板凳时间。
我相信当今的旅游学术界并不缺乏理论研究人才。一大批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年轻学者正在或者应该在做理论研究：那些让业界和政府人士“看不懂”的文章不就被贴上了“理论文章”的标签吗？
但为什么这些学术文章不被政界、工业界认可，甚至连学术界也不承认它们是理论文章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学术论文即使贡献了一定的理论，但又极其碎片化；另一方面，大量所谓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只是展示研究过程、工具、方法和材料，只有学术味道，却没有理论贡献。
因此，当我最近听到有人呼吁旅游研究注重“实践相关性”时，我的口号宁愿是“理论相关性”：旅游学术研究应该产出真正对理论有贡献的文章。只要你的理论能够来自实践并回归实践，“实践相关性”就是理论生成问题的内在意义。
周一水：文化与旅游融合后，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是否需要做出一些新的突破、调整和改变？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谢彦军：“文旅融合后”，我有两种理解：“文化部和旅游局合并后”，或者“人们提出文旅融合口号后” 。我不太理解“文旅融合后”，因为从宏观层面和历史阶段来看，很难说文化和旅游是否真正融合，是否应该融合，或者说应该融合。至少不能一概而论。规则需要探索。
我个人的看法仍然是旅游是一种现象，文化是一种现象，但我不知道文化旅游是不是一种现象。 “文化旅游”一词出现后，再次引起了文学意义的诸多混乱，仿佛汉字面临着“字义无法理解”的境地。有时候看来，中国的旅游学术界需要学习一些形式逻辑，或者回到先秦时期的名家那里去寻求一些补给，否则总是会陷入不诚实、说不出来的尴尬境地。不顺利，做事不顺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大家都知道。
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未来的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将一如既往地触及文化与旅游的地域关系。但这些问题解决后，还是要回归到旅游本身的范畴。它不应该致力于将自己转变为“文化旅游基础理论”之类的东西，因为这很可能将自己的理论大厦建立在虚无之上。
马波：我个人很认同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政策，这不仅可以促进旅游本质的回归，也有利于推动旅游文明的进步。
由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长期笼罩在经济帝国主义的氛围中，文旅融合战略的实施将对旅游业的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或者一些基本概念有望得到加强如进一步凸显旅游体验属性的重要性、强调公正与效率并重、本土化与国际化、重视个性化方法论、强调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平衡等。
个人认为，当前高等旅游教育迫切需要响应文旅融合的导向，进行深入反思和模式改革，进而推动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和系统完善。
周亦水：您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在基础理论领域进行研究。如果您想做一个回顾或总结，您对您个人的相关研究有何看法？您对哪些研究结果比较满意？
谢彦军：其实我个人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不应该谈论这个问题。如果可以作为警示的话，我可以总结几句话：
首先，我试图将学术界的一些理论成果整合起来，试图使它们在一个基本的理论纲领下发挥作用。这项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劳动强度大，工作量也比较大。相关著作有《旅游基础》和《旅游体验研究：现象学视角》。此后，其他作品主要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发表的。
其次，我力求把自己的专业研究建立在比较扎实的一般科学哲学基础上，保证理论研究符合知识创新的一般规律。这方面尤其得益于统计学、旅游研究方法等课程的长期教学，以及近十年来沉浸在认识论领域的经历。相关成果有《旅游研究方法》和《陵水食谈》两本书。
第三，我还努力要求自己的理论研究能够“来自实践，到实践中去”，因为这是保证理论有用性的基本前提。这方面的努力始于1993年我在英国留学时，当时我正在做“英国假日旅游市场在中国的研究”项目。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包括近年来对工业旅游的具体壁垒和海口骑楼老街的研究。
马波：虽然我一直关注旅游基础理论的发展，也有一些个人的研究经历，但与谢彦军教授等人的努力相比，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的学者。
在个人近30年的学术实践中，无论从教育、文化、产业经济、区域等不同角度，确实有继续深入研究的趋势，但离根源还有一定距离。 。
我比较关注旅游的人文和社会属性，因此有人文意识，更喜欢自下而上的方法论，强调公平要素的嵌入和制度体系的调整。
